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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择要]关于眼睛，欧洲和中国两个文化传统有着差异的见识，因此在两边“互看”的进程中，既有常识的交换，又有见识的斗嘴。

皮列士与顾应祥——近代早期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初次对望

1512-1515年间，葡萄牙王室配药师皮列士（Tomé Pires, c.1465-1524）游历南亚与东南亚一带，基于对东方的切身调查，完成了《东方志》（Summa Oriental）。他在马六甲见过一些前来做买卖的中国人，并在书中记实了中国人的概况、性格、习俗、衣饰等，个中有一段专门描写中国姑娘，说：“她们和我们一样白，有的眼睛小，有的眼睛大，鼻子如常。”两年后，皮列士作为首位葡萄牙使节，搭乘费尔南·德·安德拉德（Fernão Pires de Andrade, ？-1552）带领的船队访华，于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夏抵达广州城下。

时任广东按察司佥事的顾应祥（1483-1565），此间代管海道事，正好碰着葡使皮列士来访一事。顾应祥对该船队和使团有具体的调查，并记录在其条记《静虚斋惜阴录》中，个中对葡萄牙人的概况描写道：“人皆高鼻深目，如回回状，身穿锁袱披裘，以皮为裤，又以皮囊其阴物，暴露于外。头目常看书，取而视之,乃佛经也。”

皮列士对中国人的最初调查，以及顾应祥对皮列士使团成员的第一印象，可被视为近代早期以来中国人与西洋人的初次对望。尽量皮列士以为中国人很是脆弱，“用征服马六甲的十艘船，即可将中国沿海置于我们的节制之下”，但他对中国的整体评价是正面的：辽阔、富足、文明、生齿浩瀚；皮列士将中国人的概况、肤色和穿戴妆扮与欧洲人比拟，以为中国汉子“更像日耳曼人”，中国姑娘“看上去像西班牙姑娘”。

顾应祥记实的重点在于“佛郎机铳”，谓其“用于海舶甚利，以之守城亦可”，但中国官员对这群不知“天朝礼体”的“远夷”印象很差，强行将他们带到光孝寺进修敬拜礼节；而顾应祥“以皮为裤，又以皮囊其阴物，暴露于外”的笔墨中，显然透露着鄙夷之情。

三年后，皮列士使团终于得以进京，但没能见到中国天子。又因费尔南·德·安德拉德之弟西芒（Sião de Andrade）在广东沿海为非作歹，以及马六甲王国被葡萄牙侵略的动静传至中国朝廷，皮列士使团一行被逐至广州，关进狱中。葡萄牙观光家平托（Fernão Mendes Pinto, c.1509-1583）在他的《远游记》（Peregrinação）中说，皮列士其后出狱，娶了一中国女工钱妻，还生有一女。就像《远游记》中许多内容一样，我们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笔记实的真伪。或者，平托读过《东方志》中皮列士对中国姑娘的评述，据此杜撰了这个故事？

皮列士和顾应祥用各自的眼睛调查着对方的眼睛，无论是眼睛的深浅，照旧巨细，在他们各自记录的笔墨背后，都蕴含着对对方眼睛的审美。皮列士笔下的中国姑娘，不管眼睛巨细，都是他一整段对中国姑娘之美的正面评价的一部门；而顾应祥笔下，葡萄牙人“如回回状”的“高鼻深目”，是中国此前对西方白色人种的描写传统的连续。在整个近代早期，“黑睛小眼”和“碧瞳深目”根基上成为中国人和西洋人形貌对方眼睛的格套式语汇，但其背后蕴含的审美判定，却因人、因期间的差别，而截然差异。

葡萄牙观光家平托

碧瞳深目：中国人对西洋人眼睛的形貌及其汗青渊源

皮列士使团的失败，并未终止葡萄牙人东来的步骤。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，尤其是罗明坚、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海内陆传教往后，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换越来越频仍。紧随葡萄牙人的脚步，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，西班牙人、意大利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以致俄国人、瑞典人等，相继呈此刻中国人的眼前。欧洲人的概况特性，尤其是鼻子、眼睛和头发，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因此“高鼻”、“深目”、“碧瞳”、“红毛”（专门形容荷兰人，无意也指英国人）等词汇，频仍地呈此刻中国官、私文献之中。尽量中国人也留意到欧洲人的肤色（面皙、面红白），但其存眷度不及眼、鼻、发色高。

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代表了明代官方对葡萄牙及葡萄牙人的整体认知和评价，其在评价葡萄牙人的相貌时写道：“其人长身高鼻，猫眼鹰嘴，拳发赤须，好做买卖，恃强陵轹诸国，无所不往。”短短数语，包括着光鲜的审美评判：眼似猫，透暴露奸猾的眼光；嘴如鹰，加上高峻的身材和高耸的鼻子，声张着凶暴的气魄；鬈曲的头发和发红的胡子，则显得蛮横。长成这个样子，也就难怪他们“好做买卖”（这在其时不是正面评价）并“恃强陵轹诸国”了。

中国人对初来葡人相貌的负面形貌，是多种缘故起因造成的：起首，客观上他们的鼻子确实高，眼睛确实深陷，目瞳颜色确实如猫睛；其次，这些概况特性不切合其时中国人的一样平常审美尺度（这一点后文还会接头）；第三，也许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初来葡萄牙人在东南沿海的蛮横举动，包罗西芒·德·安德拉德在广东沿海的烧杀劫掠，以及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亦商亦寇，导致中葡产生西草湾之战、走马溪之战、双屿之战等，都给中国人留下极坏的印象。

大帆海期间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的上帝教国度，在向外洋扩张的进程中，首要依赖武力在亚洲抢占商业港口、节制商业航线，在非洲打劫资源和跟班，在美洲则征服印第安人，强占大片河山。但显然，这一计策在中国沿海无法乐成，纵然1557年末于通过行贿处所官的本领得以入居澳门，得到与中国直接商业的机遇，但澳门葡萄牙人在从此三百年间不得不示意得很和顺，以免遭到中国当局遣散。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后，迅即向远东拓展商业。武力同样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东扩张的首要本领，但与葡萄牙人一样，他们在中国也屡遭失败，并给中国人留下了极负面的印象。

最早打仗到荷兰人并留下记实的，是时任杭州知府的王临亨（1548-1601）。他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衔命至广东审案，按照此行所见所闻编撰成《粤剑篇》四卷，此书卷三记云：“辛丑（1601）九月间，有二夷舟至香山澳，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，人呼之为红毛鬼。其人须发皆赤，目睛圆，长丈许。……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，以兵逐之。”“红毛”之名以后成为明末清初中国文献中对荷兰人的常用称号，再后缀以“鬼”字，包括了其时中国人对荷兰人概况的负面审美评判。或者王临亨并未直接打仗到荷兰人，亦或者亲见过荷兰人而未细心调查其眼睛，总之“目睛圆”的描写较为大略。